成都大學旅游與文化產業學院院長諸丹表示，現在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變化”是時代核心主題；再加上新冠疫情對全球的沖擊以及中國對疫情的有效治理，導致全球呈現出“中國之治、西方之亂”“東升西降”的格局，全球正在經歷一個新的經濟秩序重構的過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就產生了國家級國際性展會增多的現象。

成都大學旅游與文化產業學院院長 諸丹

國家級展會增多是現實發展的需要

諸丹認為，國家級國際性展會增多的現象，既是會展業在服務國家戰略中地位穩步提升的具體表征，也體現了會展業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全面提升。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國家級展會充分彰顯了我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感。我國通過這些國家級展會，主動與世界分享發展機遇，體現了中國做負責任大國、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的決心，體現了我國對全球的使命和擔當。

其次，國家級展會成為推動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貿易強國、暢通國內大循環、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新格局的重要抓手。例如海南的消博會，就充分發揮了會展業刺激內循環的作用，是促進國際國內雙循環的重要抓手。

首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現場

諸丹強調，會展經濟具有極強的產業帶動作用、區域擴散效應，還有疏解資源錯配、實現資源最優配置的作用，具有很強的經濟正外部性。同時，會展業還具有可持續的主場外交功能，以及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需求的社會功能。在當前形勢下，國家層面、最高層領導將更加重視會展業的正外部性，并充分發揮這些價值和功能。因此，國家級展會的增多，既是現實發展的需要，也是會展產業自身屬性所決定的。

政府展和商業展螺旋式上升的雙線推動

第四，塑造國際會展品牌形象的價值。現在我國國家級政府展已名聲在外，在國際上樹立了優質的品牌會展形象。這有利于我國會展業走進世界舞臺的中央，為我國構建會展強國打下堅實的基礎。

不過，諸丹也強調，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政府展的繁榮對于商業展會而言，除了上述的正向作用外，可能也會產生一些負向作用。因為如果政府展過于繁榮，就可能擠占商業展會的合理發展空間。長此以往，反而會導致整個行業市場化的退步和資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因為從資源配置的角度來說，市場化的效率可能更高。如何協調政府展和商業展的關系，把握政府展的使用邊界，是各地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目前，政府逐步退出一些能夠市場化運營的展會項目，已成為了會展業改革發展的一個方向。

2021服貿會現場

諸丹認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因為我國的經濟體量巨大，具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業產業體系，而且國土面積也比較大等特點，所以政府型展會的繁榮還處于一個遺存紅利階段，還沒有擠占商業展的空間。同時，由于政府型展會的繁榮，高度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也給商業展帶來了大量的人流、信息流、資金流、技術流；商業展會的有序開展，反向鞏固了整個會展市場和資源，擴大了整個會展資源蓄水池。最終，全國會展業形成了政府型展會和商業展會螺旋式上升的雙線推動格局。

當好兩類角色，處理好三大矛盾

諸丹表示，根據城市產業發展的需求、城市發展的能級，以及當地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人口結構、市場區位等因素，地方政府在政府展里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這些不同的角色可以歸結為兩類角色：第一類是引導者的角色。政府要把政府展與區域經濟和產業高度融合，成為區域產業縱深發展和會展行業壯大的引路者。因為會展產業要想有生命力，就必須要與區域的、地方的產業融合。

第二類是探路者的角色。例如在后疫情時代，會展產業應該怎么轉型、怎么開辟新賽道、怎么創新展陳模式、采用哪些新的技術手段等，這些都應該是政府在政府展中率先創新探索，成為區域會展產業的一個探路者。

第130屆廣交會現場

另外，在政府展的發展中，還要處理好三大矛盾。

第一是要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矛盾。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在舉辦政府展時都不應該重視短期利益，而是要著眼于長期發展，科學的規劃布局政府展會，做好長期利益和經濟成本的平衡。

第二是要處理好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之間的矛盾，即政府展和商業展的邊界問題。針對會展項目的產業屬性、發展時期、功能定位等要素的不同，應該合理的規劃、布局政府展的使用邊界，要為商業展會提供合理的發展空間。

第三是要處理好區域間的異質性和同質性的矛盾。因為每個地方政府都有自身的管理、發展、結構調整等訴求，例如重慶和成都在地域、空間、歷史、產業結構等方面都非常接近，所以城市之間展會的同質性就比較高。因此政府展會也要考慮錯位發展，提高展會的異質性，這樣才能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提升政府展在資源配置、使用的效率，避免重復辦展辦會導致國有資源的流失。

本文刊載于《中外會展》2021年12月刊

未經許可嚴禁轉載！歡迎轉發

更多精彩內容歡迎訂閱《中外會展》雜志

訂閱電話：010--51654839